原來還有一個克魯曼 + 還斂集：馬克思大勝史密斯

原來還有一個克魯曼


老實說，最近十年讀張五常的文章常常會覺得頭疼，因為這位據說極有可能要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寫自傳的興趣似乎比寫經濟還大。在談經濟問題時，他會說出「中國已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好制度」之類的怪話；在回憶往事的時候，他卻能細緻地描述舊作掀起重大影響的過程，不厭其煩地重覆佛利民與貝克如何欣賞他佩服他的實例。
好在除了張五常之外，還有其他經濟學家寫得出一手好文章，能夠讓你天天追看，例如今年真正得了諾貝爾獎的保羅．克魯曼（ Paul Krugman）。10月13日，就是他獲獎消息傳出的那天，他的博客上只有一句話：「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好玩的事」（ A funny thing happend to me this morning）。到了第二天，他表示「我已經很厭倦再談我自己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面對此生中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然後一如既往，繼續用他那尖銳的筆鋒抨擊美國政府的錯誤。
要判斷一個學者是不是正處於學術上的黃金階段，就要看他有多愛談論自己。而克魯曼不只正值學術壯年，還是個異常高產的大眾作家；別只看他在《紐約時報》開的專欄，還要注意他的博客，一天幾乎更新三、四次。他常把有趣的東西貼上去，並且附兩句評語感想，風格十分地「 E世代」，難怪特別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有不少人批評克魯曼的黨派性格太強，似乎在他眼中，從列根到布殊，共和黨政府沒有一件事是做得對的。可是換個角度想想，不也有許多經濟學家與評論家覺得列根甚至布殊做對了所有事情嗎？我們常常把經濟和政治分割開來，以為經濟是一個科學得如天體運行的自然律則，而觀測這個天體現象的經濟學家是不應該被「政治偏見」左右蒙蔽的。如果有人試圖把政治立場帶進經濟學的聖殿，那麼他多半是個左派，因為左派最喜歡叫政府干預經濟。反過來說，右派就不是一種政治偏見了，因為他們的一切皆得自經濟自然律的掌握，是一種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別笑，如此層級混淆的想法可是很普遍的，乃至於今天你對某些人一說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這五個字，他們就會懷疑你是個左派。
克魯曼新著《一個自由派的良心》（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的黨派性格變得更強烈，書名就是幾十年前美國右翼議員高華德那本《一個保守派的良心》的回應，這是他首次旗幟鮮明地舉起自由派的大旗，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向對手開火（各位不可不知，美國的自由派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溫和左翼）。如果要用一個字去總結這本書和他近年的評論，那就是簡單的一個「稅」字；他反對共和黨政府頻頻減稅，贊成「新政」時期那套更公平的稅制，多向富人開刀，好把資源花在平民身上。
按照本地一些評論家的邏輯，加稅（不管是加誰的稅）就是擴大政府規模，大政府當然就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就等於共產主義，最後的結果就是「血流成河」了。那麼克魯曼是個共產主義信徒嗎？當然不是。他和絕大部份的經濟學家一樣，贊成自由貿易，支持市場機制；只不過他在政治光譜上稍稍靠左而已。然而不知怎的，「左」在我們這彷彿就只剩下極左的共產主義，好像大家都忘了歷史上還有凱恩斯這號人物，也忘了芝加哥以外還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

克魯曼被人稱做「新凱恩斯主義者」，他也從不諱言自己的偶像是凱恩斯。他的博士學位是在麻省理工拿到的，而麻省理工與哈佛這兩家大學的經濟學系則是當代美國凱恩斯主義的大本營，與芝加哥頗有不同。如果香港讀者不瞭解這點，以為凱恩斯主義早就死得淨淨了，那是因為芝加哥學派近年風頭太健，不單實際影響了英美等國決策的基本路線，還在諾貝爾獎等學界舞台上獨綻光芒。
說起來，芝加哥大學也真是家古怪的學府，它固然是家英才輩出的學海旗艦，但也特別盛產一些近乎中世紀秘密會社的宗派，很配合它那哥德式建築的校園環境。在政治思想上有列奧．史特勞斯，經濟學上則有海耶克和佛利民，皆被門人弟子捧成至高無上的一代宗師。而且除了老師開出來的這條康莊大道之外，其他人搞的東西都是小路歧途，不足為法。他們的內聚力特別強，好像存心要避開校園週邊的貧民區，然後再孕育出一股救世的精英情懷，傳承學問的風格就像傳似的。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們喜歡討論他們自己，猶如一個武林門派，常常關起門來評比誰是本門第一，誰是第二。假如香港讀者以為二十世紀經濟學家只有佛利民和高斯幾個人，而且座次都很清楚，那是因為我們都讀張五常。（瓜，這是政治二之一）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081102/11792190








------------------------------------

 
還斂集：馬克思大勝史密斯


史密斯一七七六年發表的《國富論》，我讀過了，衷心拜服。是巨著，文筆流暢，古雅博學，讀得明白。因為讀得明白，我有不同意的地方，而史氏引用的歷史與真實世界的現象有錯。不是錯很多，但有錯。四十二年前我把《國富論》細讀之後，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馬克思一八六七年發表的《資本論》，也是巨著，文筆也不錯，我也讀過，也是四十二年前讀的。讀不明白，怎樣讀也不明白，術語不明，邏輯也不明。當時美國的經濟學名教授如 P. Baran及 P. Sweezy等皆信奉老馬的理論，而熊彼得也說老馬不是全無道理。我忍不住把這些信徒或半信徒的長篇大論拿來細讀，只覺深不可測，越讀越糊塗。過了幾個月，費沙救我一救。後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著的《利息理論》，清楚絕倫，解釋了何謂資本，何謂利息，「剩餘價值」不知所終，使我心安理得地不管老馬的思想了。
最近讀到黎老弟智英的文章，提到他高舉的《經濟學人》有文章說關於馬克思的書比關於史密斯的多出五至十倍。讀不懂的論著遠比讀得懂的暢銷，那是為什麼？難道四十多年前的張五常智商奇低，不能欣賞老馬的學問？
以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而言，我絕不懷疑《資本論》比《國富論》起碼暢銷過百倍。可不是嗎？有三十多年的日子，整個紅色中國的書店滿佈老馬與老毛的書，或與他們有關的，前前後後數以億計，但《國富論》一本也沒有。撇開神州大地不談，在二十世紀，凡是高舉《資本論》的政權，都禁銷、禁讀《國富論》。倒轉過來，凡是欣賞《國富論》的政權，皆不禁《資本論》。

是的，《資本論》比《國富論》優勝之處，是沒有被禁。事實上，我們不容易想像歷史上有比《資本論》更不被禁的書。以曾經在某時某地被禁來衡量，聖經曾經被禁；武俠小說被禁；言情被禁；文藝被禁；黃色被禁；黑色被禁；區區在下的《賣桔者言》也被禁。沒有被禁的是《資本論》！這現象可稱為「不禁定律」。
這裡還有另一些問題我搞不清楚。好些寫得模糊不清的書確實有市場。邏輯欠通但有煽動性的，例如 H. George與 T. Veblen的名著，當年銷路很不錯。當然《資本論》也有煽動性。說不上有煽動性，但我看不懂的凱恩斯的《通論》，當年十分暢銷。除了一位朋友（ A. Leijonhuvud）堅持他看得懂，其他我認識的師級人物也說不懂。 K. Brunner曾對我說，他認為凱氏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但《通論》紅極一時，顯然是因為三十年代至二戰期間有經濟大蕭條，而此書彷彿提供了一個可以解決困難的答案。
今天在國內受年青人歡迎的、高舉自由經濟的海耶克，其作品我也看不大懂。海氏受歡迎顯然是因為國內經濟開放，而他的書沒有被禁，就有了市場。海耶克不是個清晰的思想家。模糊可能有點吸引力。倒轉過來，清晰如費沙，精彩如費沙，其生平最暢銷的書與經濟學無關——他的《健康食譜》打進了美國的暢銷書榜。
事後孔明，但課本不論，被禁不論，事前我們不容易判斷學術上的書怎樣才會暢銷的。


張五常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30201/3097761

蘋果樹下：晚年海耶克

倫敦經濟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庫卡塔斯（Chandran Kukathas）接受採訪時談及海耶克的思想變化，以及他對晚年海耶克的認識。當戴卓爾夫人成為英國保守黨黨魁時，把一冊海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扔在桌上說：「這是我們所相信的東西」，據說美國總統列根也是海耶克思想的支持者。有人認為海耶克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就是對政府權力的懷疑，而庫卡塔斯說海耶克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仇視政府，他重視政府的積極作用，因而引起自由主義者的批評。海耶克認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者不加批評地以為自由放任政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他主張這些最好政府來做。海耶克有早年和晚年兩個不同時期，三四十年代到1960年寫《自由秩序原理》時，他比較注重政府的廣泛作用。

而從此以後，他越來越懷疑他以前分配給政府的工作。早期他認為政府的作用是嘗試提供穩固的法律制度、貨幣制度，以及供給各種公共福利並管理環境，還會在教育設施提供上發揮作用。而到晚期他越來越懷疑政府立法的廣泛範圍，因為立法程序會被特殊利益所左右，所以無法看出政府制定法令時真正關心所有人的利益。他晚年提出激進的設想是貨幣的去國家化，他認為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就是政府。他的思想越來越自由主義化，幾乎是向無政府主義方向發展。而他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就是總有一些事你需要政府來做。海耶克認為如果你有一個好政府，那你將生活在一個擁有自由的社會裏，在那裏有公正的管理，也有人類目標的協同一致，你會以此來衡量繁榮和平等。平等對於海耶克最為重要，儘管在他而言，不是更多的經濟結果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他認為這是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成就。因而戴卓爾與列根這兩位領導人對海耶克的思想十分感興趣和認同。而他如何影響他們與他們接近他是因為他們已經認同這些觀念的事實相比而言，就是另一個問題了。當然政治家總是揀選適合他們的思想，他們利用海耶克是因為符合他們的目的，而海耶克也樂於接受這一點。
 

採訪者問庫卡塔斯：「就你所談，我很難相信你不認同海耶克。你是海耶克主義者嗎？」庫卡塔斯回答：他很贊同海耶克的思想，可他總是回想起第一次聽到海耶克本人講話的時候。當時他在牛津讀書，有次在一個小中國餐館組織了一個晚餐會，海耶克作為榮譽嘉賓出席。在晚會結束時，有人站起來向海耶克教授敬酒，他當然必須回敬。他有些疲倦地站起來，畢竟已經八十歲了。他只說了一件事：他說非常感謝你，他做出了一個感激的姿勢，他想說的唯一一件事是，他希望世界上不要有海耶克主義者，因為他認為追隨者是個壞的概念，追隨者總比他們追隨的人更壞。馬克思主義者比馬克思更壞，凱恩斯主義者比凱恩斯更壞，所以他真心希望不要有任何海耶克主義者。因而庫卡塔斯說，在內心裏他猶豫是否稱自己為海耶克主義者，因為他被海耶克的思想所深深影響了。 

周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5%91%A8%E9%81%8B/art/20140311/18651748

新社會棟樑 （獨立時事評論員 李兆富）

陳家強在立法會上，反駁議員要求減稅的動議，說是不切實際，並引用歐洲做例子，說福利國家沒有財政紀律，導致經濟危機。這個沒有約束力的動議辯論，原動議是促請政府在有盈餘的大前提下減稅，結果經過修訂再修訂之後，變成棵聖誕樹般，甚麼都掛上去：減稅、善用盈餘、關顧中產……沒有約束力嘛，就像切生日蛋糕前吹蠟燭許願一樣，甚麼身體健康世界和平就好。總之甚麼都有點，皆大歡喜，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坦白講，原動議提出要全面減稅，根本不可能獲得通過。早幾天，鄰版的李八方才講過，香港的政壇全面左傾，自覺是聖雄甘地、達賴喇嘛。所以，最終通過的動議不是「大幅加稅，全面均分財富」，已經是還得神落。不過，在政壇裏有這種想法者大不乏人，香港墜進憎人富貴也不是第一天，政府遲早大條道理去打劫有錢人，問題只是早一點，還是遲一點。
題外話，有位師妹今年離開香港，負笈倫敦去也。經過兩個多月的課堂試練，早前她電郵回來跟一眾同門師兄弟姊妹報告，說當地的學者總愛將自由市場的思想代表，例如海耶克、佛利民，說成「新自由主義」或者「新保守主義」。
 

這位師妹總算讀過點古典自由派的經典，從心底對這種新舊分野感到莫名其妙，在一半好奇，一半挑戰的心態下，她問學究們：「究竟你們怎樣區分新與舊的自由主義？John Locke、Benjamin Constant和Frederic Bastiat哪些是屬新？屬古典？」教授們回應說：「古典自由主義着重個人自由，新自由主義只關心市場和企業。」


 
一眾同門都勸師妹，上學只是求分數；在當今校園，言論自由是左派專利，萬勿太天真太儍。當然，除了校園以外，主流媒體也不見得有多進步。說到底，假如自由主義是關顧個人自由的政治哲學，那些還未奪權就整天想要擴大政府權限的左派聖賢偉人，又應該叫做甚麼？新社會主義？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叫他們做新社會棟樑。
 

新社會棟樑是否靠得住，自有公論；不過，有一點應該所有人都贊成：要是敗光了香港的財政儲備，這個地方的結局，先是舉債，然後就是資不抵債。資不抵債怎麼辦？IMF不會出手吧。有常識的都知道，今時今日的香港，有甚麼問題，特區政府的唯一靠山還是北京。假使有天香港的公共開支要依賴北京的水喉，一國兩制還可以憑甚麼繼續下去？清醒點吧！當年彭定康說斷送香港高度自治的不是別人，就是香港人自己，當中還是有不少道理。
回到陳家強。他說香港沒有減稅空間，這一點不去跟他爭論。但求稅制不變得更複雜，政府也不會隨便以各種徵稅來當作政策的工具。事實證明，以徵稅去干預行為，帶來的各種扭曲，往往得不償失。可是，由煙稅、膠袋稅到特別印花稅，這個政府似乎越來越喜歡以徵稅當作干預的工具。
 
反對以稅收作干預的手段，在這個年頭，總會被人說成反對干預背後之目的。要健康、要環保、要物價穩定，誰不想？可是在這個左右不分的香港，幾乎甚麼問題，政治演員條件反射的直覺，就是要政府做這做那。如此下去，香港就算在財政預算上，不會在一天之內，變成歐美那種不可持續的膨脹大政府，最終還是會走上同一條不歸路。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122/18519205

利字當頭：諾貝爾和平獎是明燈

近來最諷刺的新聞，莫過於歐盟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有人說，在這個時候頒獎給歐盟，是重新肯定歐洲一體化的功用。
毫無疑問，兩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歐再沒有大規模的戰爭，而歐盟的設計，本意也是為了促進和平。自冷戰後擺脫了世界大戰的陰影，時至今日，歐盟存在的意義亦完全變質。歐盟不但成為了世界上最多規管的跨國集權官僚，那些由上而下的歐盟法規，許多都遠離現實需要和情況。從政治學的角度，中央集權，未必是最穩定的結構。當然，歐元區債務危機，就是最佳例證。
大學讀政治學的時候，講到政制和國際關係，有個概念叫Democratic Peace。簡單解釋，就是民主共和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機會比較低。這個概念最早出現於18世紀，但到20世紀才被驗證。獨裁政府好戰，而民主共和國家，也會因為戰爭而變得獨裁集權。海耶克1944年寫成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講本來自由的民主國家，怎樣在戰爭的壓力下，變得更集權和趨向獨裁。
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究竟是因為德法的民主制度，還是歐盟？民主，不單是代議政制和選舉，最重要是對政府的制衡。布魯塞爾的官僚，其實沒有太多民主約束。
歐盟財長，這個星期將會有峯會討論如何保住歐元。會議前的周末，瑞典財長卻公開表示，不能排除希臘在未來六個月脫離歐元區的可能性。在南歐國家人民眼中，歐盟代表了強權高壓，也令到這些國家的狂熱民族主義政客冒起。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審委員，難道這次真的做了明燈？
利世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21015/18040729

蘋論：舶來張五常

為港人熟識的張五常教授透過深入淺出的文字引領讀者進入經濟學的殿堂。在美國同樣亦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以同一手法將複雜的經濟概念向讀者解釋。他的名字叫蘇敖（ T.Sowell），現為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蘇敖的著作很多，單是著書便有10本之上。蘇敖和張五常有一共通點，他們不但同樣高舉自由市場旗幟，而且兩人亦與自由市場的重鎮──芝加哥大學──有不解之緣。
 

本科畢業後，蘇敖旋即考入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德格拉當時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研究院，隨後他跟隨史氏一同轉往芝大經濟系。在芝大，除史氏外，蘇敖亦受教於另一芝大中堅人物──佛利民。談到佛利民的高級價格理論課，蘇敖將他在課堂上的感受比喻為經歷了最嚴謹的軍事訓練。
 

由於對經濟思想史有濃厚興趣，蘇敖決心在這方面下苦功。在一門由海耶克任教的課內，蘇敖曾提交一篇以重新評估薩伊定律（ Say's Law）為題的習作，海耶克對該文給予高度評價，故其博士論文亦以同一題材為題，並得史氏和佛利民出任他的論文老師。
蘇敖大力宣揚自由市場的優點和政府干預的遺害，似乎不應與馬克思思想扯上任何關係。事實卻不然，他在哈佛念本科時的學位論文就是以馬克思的經濟學為研究重點。其後，他更在1985年出版一本以馬克思的政治和經濟哲學為內容的專著呢！ 
何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0306/3899077

蘋論：別了，戴維德

01年以來，9.11對美國人來說是一個令人傷心的日子，今年的9.11卻由於一個人的去世令這日子更添神傷，這人的名字叫戴維德（ Aaron Director）。自1946始至退休，戴氏都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任職，教的卻是經濟。今天經濟學中那重要的法律與經濟學就是由他所一手創立的。同時，為了推薦這新學派，他在1958年推出了現在行內無人不曉的學術刊物《法律與經濟學期刊》。自戴氏引入經濟學的角度研究法律問題後，法律學科本身由是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學文獻在法律學報上被廣泛引用。
 

作為芝加哥經濟學學派的奠基人之一，戴維德當然對自由市場推崇備至。其立場而且比人所共知的自由主義大師、同是芝大的佛利民（ M. Friedman）來得更強硬，並認為佛氏的思想有「左傾」的傾向。據說在他得知妹妹要嫁給佛利民時，曾寫信告她不會因佛氏的「左傾」思想而反對婚事。其後佛氏往往以"my radical brother-in-law"稱呼戴維德。


海耶克（ F. Hayek）的名著《到奴役之路》出版後一紙風行，少為人知的是，沒有戴維德的幫助該書能否在美國出版也成問題。海氏在該書美國版的前言曾憶述，先後有三家美國出版社拒絕出版該書。海氏後來透過友人將書稿交給戴維德，戴氏看後將它轉交芝大經濟學教授奈特（ F. Knight），幾經波折該書最終在奈特一位友人的支持下順利出版。更重要的是，海氏之所以能在芝大的社會思想委員會（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任教，亦間接由戴氏所促成。
人去了，但戴維德的經濟學思想將在每一代的經濟學家中流傳下去。別了，戴維德。 

何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0918/4316380

30/10/2014

回想到醫院探病的日子，一切皆如夢如泡影。

謎 語 - 陶傑

在政治風波之中，也可以學英語，最新這個詞彙，叫做 Rape：如不合作，即會遭到強姦，或蹂躪。


這句話，不是政府的頭人親口說的，而是身邊的人傳話。就像尼采那一句：「你去見女人的時候，別忘了帶你的鞭子」，出自《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句話令尼采成為賤視女人的著名思想家。
然而這句話，並非出自尼采的嘴巴，也不是尼采的代表查拉圖斯特拉，而是一個老婦告訴查拉圖斯特拉，怎樣對付年輕的女人，結果變成尼采語錄，流傳千古。

 
尼采不是大男人主義者，他更討厭男人，在同一書中，尼采說：「男人骨子壞，女人骨子賤」，但他自己看見美麗的女子，卻很羞怯，他引述老婦這句話，意在給自己壯膽。
世上許多金句，也就是所謂 Quotation，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流傳下來。像「如果沒有 包為什麼不吃蛋糕？」不是法國王后瑪麗安東妮說的，但這句話很符合她的性格和智商。尼采不特別地恨女人，他不過洞悉人性，「別忘記帶你的鞭子」是最著名評論女人的金句，但不是最佳作品。
尼采最叫人心折的語錄是：「女人心中的一切都是一個謎，謎底叫做懷孕。男人對於女人，只是一種手段，目的總是孩子。」這句話把女人的境界提升成君臨天下的樣子。



 

今天境況有點不一樣了，應該這樣修正：「對於女人，愛情是一個謎，謎底叫做懷孕。對於男人，愛情才是謎底，真正的謎，是女人的懷孕──他會質疑，肚子的那一團是不是自己經手。他總在心中盤算，不對呀，我跟她好的那一次，她明明是第二十一天後的安全期。」
謎語和謎底的倒錯，令女人憤怒，但男人的可惡不止於此，他還堅持要把孩子打掉──他根本對謎底毫無興趣，這才令女人覺得悲傷。許多戀情終結於墮胎，就是這個道理，真正的謎底水落石出，女人認為，這個男人對她毫無誠信，並不愛她。
話不是尼采說的，卻算在尼采的帳上，名人和金句之間的關係，有時就這樣戴了綠帽子胡胡塗地掛了號，尼采憎恨女人，雖查無實據，卻確有過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掛了他的名字出版的，尼采是作者。
世上許多語錄，如此流傳下來，「強姦」一詞，是誰所說，有何相干？反正院風波，是瓜田李下地懷了孕，經手的，不會是特首曾蔭權。 

陶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070401/6959793

學哲學的目的 - 梁文道

有一天，一定是因為自己正處於極端自悔與自疑的處境，看滿屋子的書，竟然生起無邊的陌生感。我突然覺得，就算讀了再多的書，畢竟是和自己無關的。回想二十多年前，之所以開始對哲學感到好奇，無非就是想知道生命的意義，做人的法度。然而，現在的我雖然裝了滿腦子的資訊和概念，卻又有那一天嚴肅認真地做到了「吾日三省吾身」呢？蘇格拉底有一句所有哲學學生奉為金石的名言：「未經檢討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空有許多關於人世的零碎知識，檢討人生的方法和原則，卻從未切實地檢討過自己的人格人生，讀書又有何益？越多的知識，有時候只不過是越大的邪惡罷了。

唸大學的年代，我很瞧不起一些滿嘴「生命」的學長同學，覺得他們把哲學變成了膚淺的心靈雞湯，懷疑他們一定是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無知之輩，所以還戲稱他們為「生命佬」。在我們一圈人的心目中，只有鑽研典籍沉醉理論才叫做真正的唸哲學。所以我們都很喜歡上關子尹先生的課，因為他不只淵博廣識，治學講學的風格更是力求清晰嚴謹，很接近我們想像中的學院派形像。雖然先生那時已經總是在他的課堂和論著中提醒我們哲學究竟是生命的學問，但我對學問的興趣還是要比生命濃厚。隨他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與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直如走進花道上，一路美景叫人渾然忘記了自己起步的目的。
關先生後來慘遭喪子之痛，似乎有點消沉，輟筆數年，我們一方面為他憂心，另一方面竟很沒良心地感到可惜，怕華語哲學界自此少了一位令人仰慕的良師。可見我這時根本還不知道哲學的目的是什麼，更不知「慈悲」為何物（關先生曾以英文的 compassion表達那種「與病者共話彼此情感的真摯，共同激勵面對厄運的勇氣，共同於苦難中找尋存在的價值」的真正同情。恰巧英語世界常以 compassion一詞去翻譯佛所說的「慈悲」， com加上 passion，乃實實在在的同情共感）。
 
關先生的公子翰貽辭世十年，先生才正式出版一本文集悼念。《我心醉──我心碎》，表面上看「流於傷感」，其實不啻為一趟自我的「哲學治療」。可是，生離死別等種種巨大苦難，真是哲學治療得了嗎？假如哲學修養精湛如關子尹先生也無法承受至親的逝去，並為此「消沉」達數年之久（所謂「消沉」，指的是不想碰哲學研究），我們還能指望哲學給我們什麼指導呢？
正當我被重重問題包圍，陷入自我否定的時候，恰巧又讀到了關子尹先生的新著《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大家不要以為這只是本很專業的哲學書；也不能輕信關先生的自謙之詞，以為這本一下子解讀甲骨金文和《周易》，一下子又突然說起大腦左右功能的文集，真的駁雜到不可經緯以範之的地步。極簡單地說，這本書其實可以告訴大家哲學到底是什麼。
很多人都知道，「哲學」一詞翻譯自「 philosophy」，而「 philosophy」的字面意思就是「愛智之學」。但中文的「哲」字又該作何解呢？關先生在全書第一篇論文〈從「大克鼎」和「史牆盤」中的「哲」字看哲學〉別開生面地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說法。首先他發現古人寫「哲」這個字，有好幾種寫法，「質」、「誓」、「悊」都是以同音假借的方式表示「哲」的例子，而折斷的「折」就是這麼多種「哲」的共同元素了。其中玄機在於「折」這種本來很具體的活動可以引申出「斷疑」、「明辨」等抽象的概念。先生以類似海德格式的語源學方法，推論出「哲」的原始意義就是判斷和抉擇，就是明智地分辨對錯和選擇是非，好比把一綑茅草折斷一樣。

不僅如此，「哲」還可以當做動詞來用，例如西周青銅器銘文的「克哲厥德」，意思是「能於種種處境之中藉斷疑和選擇以實踐自己的德行」。《爾雅》訓「哲」曰：「哲，智也」。哲學不單單是研究智慧的學問，更是智慧地下判斷。今人多把哲學當成書面上的玄奧課業，是學究才會幹的特種行業。實則它該是解決「生命中的惶惑、人類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人類存在的種種危機」等疑難問題的功夫。如果我們只是把哲學當成辨析概念的遊戲，這就真是智慧的淪落了。


------------------------


我對佛開始產生真正的興趣和好感，緣於多年前的一趟博物館之旅。當時在微弱的燈光之下發現一尊尊觀賞佛像於四週的黑暗中漸次開出點點幽明，整個人就彷彿被送進了另一個世界似的。然後我注意到了他們臉上的微笑，那種笑就像照在他們身上的燈光，介乎有無之間；儘管細微到近乎不存在，但卻又決定性地轉變了一切；難以形容，唯中文奧妙的「幾」字可以傳其神，「知幾其神乎」。雖然之前也讀過幾部經論，約略知道點佛學的基礎常識，但我始終迷惑於那種笑。他們到底在笑什麼呢？在那一雙雙閤上的眼皮後面，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麼呢？
哲學曾經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所謂蘇格拉底的哲學，不只是他和別人對話的方法與其間隱含的辨證邏輯，也不只是他在對話中提出的種種理論，更是他不立文字浪跡街頭四處與人閒聊的生活方式。哲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種書面的研究，還是一種過日子的辦法。只不過我們後來都忘了這點，把它變成遠離日常的艱深遊戲。當年在大學上關子尹先生的課時，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即便是很多人眼中的蛋頭學者康德，也不忘區分「學院意義的哲學」（ philosophia in sensu scholastico）和「入世意義的哲學」（ philosophia in sensu cosmico），並且以後者為尊。
既然哲學的目的是對準人生的處境，解開其中疑惑，使我們能夠過上一個經過思慮的明智人生；那麼它能幫我們處理人世最大的難題，幫助我們面對死亡嗎？關子尹先生《語默無常》最叫人動容的一篇論文是〈說悲劇情懷〉。親歷過喪子之傷的關先生說：「今且設想一個具有一定的哲學修養的人自己生病，並知自己命不久矣，則其哲學智慧自然應該產生某一定的力量」。蓋古往今來，東西哲人談論死生者不知凡幾，我們總能在其中找到產生力量的資源。可是「今設想患病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自己的至親，而罹患的病又已到了藥石難奏的關頭，則情形便如何呢……」。
很令人沮喪，關先生居然發現「如果身罹苦難的並非自我而是我的親人的話，則就算我一己把問題如何想通亦無助於親人身心痛苦的解除」。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哲學原來還是無力的。一個人若投哲學以巨大信心，以為它可以解開世間種種困厄，偏偏卻在最需要它的時刻才明白它的局限，他的無力和空虛必定難以承受。

不過，正是在哲學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質和它的作用。關子尹先生引西班牙哲人烏納穆諾（ Unamuno）的說法，把這災難的一刻形容為「理性的懷疑遇上了心靈的絕望」，而「它們的邂逅讓我們找到一個新的（懾人的）基礎，在這基礎上我們或可重新找到安慰」。簡單地講，就是在去除了對哲學無所不能的幻想，放棄了對理性的過大信心之後，我們才能合宜地為哲學與理性劃出界限。就像明知人有一死，我們反而更珍惜生命一樣；知道了哲學的限制，我們才「更能甘之如飴地欣賞哲學點滴慧解給我們帶來的安慰」。
更巧妙的是，不再執於對理性那種凡事皆有解答的迷信之後，我們反而可以更超脫地擁抱人生必經的苦難。這時候，微笑就出現了。

關先生很欣賞德國學者佩里斯納（ Helmuth Plessner）的《笑與哭》，認為笑與哭這兩種極端的情緒表達形式其實都是人類理性無能的反映。遇上不可解的荒誕，我們哈哈大笑；遇上不能避的痛楚，我們嚎啕大哭。可是哭笑畢竟不是常態，真正在人我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其實就是微笑。「如果哭、笑是所謂『激情』的話，則微笑可說是『柔情』」，乃人類最蘊藉最富深義的表達方式。「微笑基本上雖然是一種情感，卻能和赤裸澎湃的激情保持距離」，甚至和「表達」本身保持距離。一個微笑，代表的就是把種種情感安置於一「自制的距離」。「在生命中許多如窘迫、羞辱、悲傷、苦惱，和絕望等處境，微笑都透顯出一超脫的可能」。
學習哲學，如果學到了一個了知其局限的境界，知道命運的不可抗拒與理智的無能為力，我們或就能測量其間的鴻溝，越出情理之上。雖在人世，又與世間一切相隔，從容而有進退餘裕，這是不是佛像臉上的微笑呢？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學哲學的目的二之一）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080316/10869882
哲學的微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080323/10895584

哲學系 - 陶傑

生命是向死亡討來的借貸，而睡眠，不過是繳付利息——這是哲學家叔本華說的。 
 
哲學並不是那麼枯燥而高深，借貸和利息，妙趣橫生，然而為什麼大學的哲學系是那麼叫人歧視？哲學系一定沒有美少女，哲學系的授都像人魔，有出息的十 A狀元個個都說要唸醫科，哲學系是小老頭男生的生果金俱樂部。

如果醫學系是中環，英國文學系是蘭桂坊，建築系是銅鑼灣，法律系是尖沙嘴，土木工程系是灣仔，中文系是拆掉了的九龍城寨，那麼哲學系一定是天水圍。在大學的新生營，唸哲學系的那個戴千度近視眼鏡的男生永遠最乏人問津，當他自我介紹，你提一杯橙汁，大可以跟他支吾敷衍，眼角瞄看他後面四周還有沒有更值得結交的男孩子。
為什麼醫學系永遠有一兩個長得像 Rain，家住干德道或大潭道的上市公司王子，而唸哲學系的，個個都像車保羅？跟哲學系的二年級男生約會，他滿嘴的王陽明理學，唐君毅，存在主義，不錯，他是一個很忠厚的書生，但是在那一大堆發霉的名字之間，多麼叫人渴望跳出一個精緻的名詞，金光閃閃的叫人眼前一亮，例如卡拉 OK、陳慧琳，或者不嫌低陋，提一提李笑好也好。
但是讀哲學不應該是這樣的。他唸哲學，當他叫了一杯礦泉水，怔怔地看你，把叔本華的名言略施改裝：「如果生命是借貸，睡眠是繳付利息，而認識了你，有如提前領了一張運通卡，我不忍使用，怕受不住那許多美的誘惑，不但一夜就用光了 Credit，而且會把卡『碌爆』。」
「是嗎？不過據統計，一個都市男人的皮包至少有四五張信用卡，而且每一張都欠債纍纍的。」你呷一口蘋果汁，笑說。
「但是我只有一張。」他竟真有點急起來，拿出皮包讓你看頭：一張他的身份證，一張八達通，還有一張淺綠色的運通卡，上面寫的有效日期是二○○六年六月。
「那麼你是說到明年六月，我們就永遠不相見了？」跟一位小哲學家舌戰，而居然令他有點窘，很有一點勝利感。
「不，我相信到時候，你會發現我這個用戶富有誠信，你一定會給我主動延期。」
一般對話是這樣開始的，在蘭桂坊的太平洋咖啡館，他是哲學系的學生，比一個讀電腦的小蓋茨更加有趣。後來還發生了什麼事，記不得了，只知道他是一個理性而忠誠的客戶，你把他提升為貴賓 Premier級，還送給他一籃花。 

陶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051223/5509941

內荏 - 李怡

甘地認為，非暴力鬥爭不是弱者行為，它代表強大，因為正義在胸，故無懼暴力。非正義一方，因為只服從於強權和利益，心中無理，使用暴力證明內心虛怯，正是色厲內荏也。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1028/18915297

周有光：《大同論》和理想國

周有光：《大同論》和理想國


孔子作《大同論》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前551－前479）作《大同論》，把歷史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稱「大同」，後期稱「小康」。《禮運》，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大同時期的建國理想：
1〉國體：「天下為公」，國家屬於全體人民，不屬於一個人或一個集團，實行民主制度；禪讓傳統，傳賢不傳子。
2〉官吏：「選賢與能」，文官考試，學而優則仕。
3〉財產：「貨不藏于己，力不為己」；財產公有，義務勞動。
4〉福利：「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終身福利，從搖籃到棺材。
5〉家庭：「男有分，女有歸」；家庭幸福，無曠夫怨女。
6〉內政外交：「講信修睦」，對內立信，對外睦鄰。
小康時期的國家狀況：
1〉國體：「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民主改為君主，傳子不傳賢。
2〉財產：「貨力為己」，財產私有化。
3〉國防：「城郭溝池以為固」；「謀用是作，兵由此起」；築固國防，建軍禦敵。
4〉禮儀：「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建設禮儀之邦。
 
孔子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列代聖賢全都實行「小康」，沒有一人實行「大同」。
為什麼？因為，「大同」是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小康」是現實，切實可行。
中國近代歷史上有三位關鍵人物，都深受「大同理想」的啟示：康有為提倡「維新」，作《大同書》；孫中山創導《三民主義》，大書「天下為公」；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以「小康」為建設目標。

 
柏拉圖作《理想國》
孔子之後一百多年，柏拉圖（前428－前347）在前386年作《理想國》（ Politeia），又譯《共和國》、《國家篇》，運用推理研究國家的本源，要點如下：
1〉討論什麼是「正義」國家；國家起源於勞動分工：公民分為治國者、武士和勞動者。
2〉最高統治者應當由哲學家來擔任；治國者和武士實行財產公有；終身教育，課程有音樂、體育、數學、哲學。
3〉正義國家墮落為：軍人政體、寡頭政體、群眾政體、僭主政體。
（摘錄《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

孔子是「理想國學說」的創始人
人類有共同的思維規律，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孔子的《大同論》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用意相似：
1〉道義：孔子從「大道之行也」說起；柏拉圖從「正義國家」說起；「大道」和「正義」意義相同。
2〉財產：崇尚公有。
3〉政權：孔子「選賢與能」；柏拉圖提出「哲人為王」；賢哲當權。
4〉等級：孔子分別「君臣、父子」，「君子、小人」；柏拉圖分別「治國者、武士和勞動者」。
5〉演變：孔子說「大道既隱」，成為「小康」；柏拉圖說「正義墮落」，淪為軍人、寡頭、群眾和僭主政體；「既隱」、「墮落」，慨嘆社會演變背離了理想。
跟柏拉圖的《理想國》相比，孔子的《大同論》在時間上早得多，意境崇高而遠大。孔子是開創「理想國學說」的第一人。
我國改革開放，停止階級鬥爭，建設小康社會，成效卓著。二千五百年前的《大同論》糾正了20世紀的荒誕學說。孔子偉大！
今天，全球化時代興起「全球化歷史學」，拋棄成說，探索新知，深入研究「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這是「理想國學說」的繼承和發展。
2010－10－18 時年105歲

周有光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01128/14708812

趙越勝︰隱者不孤

夕陽下，聖旺德利隱修院沉浸在靜穆中。四周山巒攏聚，綠蔭漫地，輕風脫然而至，送過幾聲鳥鳴，竟是「鳥鳴山更幽」的化境。繁花滿枝的山李子樹下，一條灰色沙石路引向深處。一位老者迎面走來，身後拖着長長的影子。我們在小徑上相遇，老人微笑着點頭，一臉安詳。他黑袍擺動，腳下碎石沙沙作響，留給我們一個踽踽獨行的背影。
這座隱修院建於公元六四九年，是諾曼底本篤派的重鎮。一千多年來幾經兵燹，數度毀圮，又重起於廢墟，信仰的堅韌真不可以常理揆之。曾見人說過，隱修生活如同一支樂曲，有它自己的韻律、節奏和呼吸，我想這或許正是本篤會以唱頌格利高里聖咏著稱的由來。此刻，山風和着晚鐘，似奏響斯卡拉蒂的K466「中庸的行板」，靜美的旋律潺湲流蕩。
公元五二九年，已皈依上帝的意大利貴族子弟本篤（Benedict），歷盡艱辛，在意大利卡西諾山，建第一座隱修院。他大力提倡艱苦、單純、樸素、謙遜的靈性生活，希望能以嚴格的戒律約束不堅定的信眾，告訴他們得救之路的路口必然狹窄難通，不經苦難，不棄絕享樂，絕不可得救。其實，這種苦修傳統早由沙漠教父們嚴格實踐過了。他們之中最著盛名的聖安東尼，在沙漠中的庫西姆山一住四十五年，竟然想起人要吃飯這種生理需求都羞愧難當。他擔心魔鬼的邪惡會借身體的欲念得逞。本篤則把個人單獨隱修轉變為集體隱修，其精神追求的實質不變，但隱修的形式變了。虧有這一變，他們留下了許多美輪美奐的隱修院，在人類文化遺產上貢獻良多。

探究人的精神生活，至少有兩條路：哲學和宗教。前者為智性之路，後者為信仰之路。在蘇格拉底看來，富有不像物，可以收藏在屋子裏，它是心靈的一種狀態，它因追索善好和真理而富有。這種追索完全訴諸自己的理性，它是在街市上，在與人的交談中，獲取這種富有並廣施眾人。如果把「隱」看作棄絕塵世利欲而追求人之為人的精神生活，那麼這是真正的「大隱於市」。可惜，古代世界的衰敗，掩蓋了蘇格拉底這種正大的教誨，犬儒與斯多葛派的哲學家已為基督教的苦修主義提供了思想資源。沙漠教父以為，只有摒棄一切物質享受，在隔絕與孤獨中，才能窺見上帝的完美。聖安東尼懼怕與世人交往，他說「魚在地上常呆必死，人與世人久處必愚」。因而他要借助荒漠、岩洞來支持他的信念，實際上他怕的不是世人，而是自身的軟弱，因為這軟弱，他把自己的理性交給了神。這種外在的絕然孤獨，內在地分享神性，在神的慈恩與庇護下，沒有孤獨的靈魂。有趣的是，五歲就進了卡西諾修道院的托馬斯．阿奎那，在離開那裏之後，成為中世紀罕見的睿智者，在信仰的濃霧中為哲學騰挪出一片天地。

世上從來都有貪婪、奢華、權勢、肉欲，也從來都有清純、素樸、隱忍、恬淡。蘇格拉底教人走的路，是啟發理性，辨識何為善、為真、為富、為美，而隱修士們卻相信惟有絕嗜欲、遠世人、奉神意，才能在孤獨中與神性相連而分得神性的豐富。但同在向神的路上，我們不也能見到聖特蕾莎嬤嬤嗎？她何曾棄絕世人？她不正是在骯髒、病痛、貧賤的人群中散佈神恩嗎？其實所謂「隱」，不過是在紛紜塵世中保持透徹的思考和「知我無知」的謙卑。在這一點上，隱修士們心心念念的「知的謙卑」同哲人的信條殊途同歸了。
老者獨自遠去，穩健的步履顯示出內心的篤靜。本篤派的隱修士相信，只能在孤獨中體會神性的圓滿，但這種與世隔絕並非與神隔絕，僻壤中的隱修院是眾愛歡欣的殿堂。阿奎那不是這樣說過嗎，「美，純粹本質上的美，寓於沉思的生活」。怕打攪了老者的清修，我們駐足，目送他隱入寂靜的深處。 

趙越勝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21118/18070124

三十會：哲學家、皇帝、哲王 - 莫宜端

彭定康來港推銷其《非常外交家》一書，即使書本內容和多場演講中，事先張揚的主題環繞全球化和世界局勢，對不少香港市民而言，一天為「督」，終身為「督」，追問他對前下屬即現任特首曾蔭權的評價，甚或要求他評論鬧得沸沸揚揚的政改報告書，成為指定的動作。但觀察傳媒的繙譯和轉述，不禁為媒介的英文水平和政治知識搖頭。 

彭定康接受李鵬飛錄影訪問，被問及對曾蔭權的看法，他指出要做一個既要面對北京、又要聽取港人意見並非不可能的。他又形容曾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公務員，但必須認清特首不是「 philosopher king」。有線電視繙譯為「認清特首不是哲學家」，翌日有中文報章則譯為「特首不是皇帝」。

事實上， philosopher king即「哲王」，是柏拉圖的政治理想，指由真正的哲學家作國王實行徹底的獨裁統治。這樣的「政治人才」應具備甚麼條件？柏拉圖認為「哲王」應具有十全十美的品德和知識。由這樣的人來安排社會、統治國家，從定義上講必定十全十美。這個社會是獨裁的，因為哲學家國王所作出的一切決定都必然體現了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的最大利益。這是距離民主政制百萬丈遠（在柏拉圖眼中，民主並非最好的政治制度），但哲王是有一定的道德與知識要求，而非中國式的皇帝，更非純粹哲學家。

 
給特首的警世良言
畢竟，哲王只會在理想國出現，彭定康提醒特首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哲王，對一早已經表示政改方案未談判已改無可改的特首，實是警世良言。當然，若做不了哲王卻只想做香港的皇帝，層次就更低了。

忽發奇想，政府指香港的政治人才出現斷層，故策發會成員老面孔不斷出現，平均年齡52無可厚非。但若我們的社會只是無了期的等待具哲王素質的人出現，斷層便會一再窒礙香港發展。
莫宜端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051122/5417851

問比學更重要 - 李怡

學問學問，「問」比「學」更重要。我們從書本中、從老師傳授中得到一些知識，那不是我們自己擁有的知識，必須經過對這些知識詰難，反覆驗證，從中領悟到心得，才是自己的學問。我一生閱讀、寫作、求知、做新聞、寫評論，都會反覆問：那是否事實？真有道理嗎？為什麼會這樣表述？從中熔煉出自己的意見。

古希臘哲學家、被全世界認為是智慧象徵的蘇格拉底說：「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他不是謙虛，也不是如莊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他真的發自內心覺得自己一無所知。蘇格拉底生命中大半時間都在市中心廣場與他遇見的人閒談，他不斷提出問題，很想通過問題讓那些與他談話的人生出來自內心的真正思想，因為唯有出自內心的知識，才能使人擁有真正智慧。

 
記者的工作很重要，他們的採訪就是要不停發問。我初出道時，一位新聞界前輩對我說，作訪問要有非常充分的準備：了解訪問的對象，他的背景，他有過什麼讓人印象深刻的談話或行狀，什麼問題對他最有挑戰性，預計他會如何回答，然後你作怎樣跟進。本着這指導，我作過不少訪問。但當我看到一些國際名記者比如意大利法拉奇的充滿挑釁並針鋒相對的訪問時，覺得那才是真正的「問」。

最具顛覆性的人就是那些提出問題的人，他們質疑社會上現成答案需要很大勇氣，而回答問題則比較不危險。任何一個問題都可能比一千個答案更具爆炸性。

因此，把現成知識塞進學生頭腦的教育，簡直誤人子弟。必須引導學生不斷提問題，甚至不設固定答案，才能作育英才。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140413/18687611

哲學君王 - 陶傑

柏拉圖在三千年前說過，最理想的君王，是一個哲學家。也就是說，做領袖的最佳人選，是要懂得哲學，而且還活出哲學。
 
這句話不深奧。因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深奧的人，懂哲學的人，首先了解人性，尤其是人性的缺點和罪惡：嫉妒、貪婪、好色。哲學家不但有邏輯的思維，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冷靜，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點，甚至罪惡的念頭，能以理性來抑制，因為他一面像高僧，看破了生死的短促，一面又有點像上帝，有澤披蒼生的慈悲。

柏拉圖的理想國領袖，與中國儒家講的「內聖外王」相似。中國人從前相信，皇帝必須是聖人。但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中國三千年，只有孟子和莊子是言行合一的聖人，連孔子也不全是，反而哲學家不必做聖人：蘇格拉底、康德、羅素，都不是聖人，但哲學家是最淡泊於私慾，最了解人性弱點，因此處事論斷，是相對最公正的人。

政治是哲學。從政的人，想做領袖，領導一個社會、城市、國家，與行政管理一家公司不同。即使是公司，也有中國式的家族企業，與西方的上市公司的分別。在一個自稱「國際城市」的香港出任特首，要品格方正、無私、理性，不能強求是哲學家，但與哲學家越接近越好。
鄧小平收回香港，先實行「商人治港」，是很庸俗而無知的構思，以為「商人」跟「資本主義制度」彼此「對口徑」。鄧小平不懂哲學，走上魔道的毛澤東反而懂，因為中國人的國運差。但毛澤東雖想赤化世界，反而不收回香港，這就是哲學。香港的領袖，如果貪財、好撒謊、鬥氣，生意失敗卻私人的財產膨脹，品格必然有問題，這又是中國的帝皇文化必然孕育的結果。
懂一點哲學和歷史，這個世界發生的事，你不會大驚小怪。 

陶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141028/18914427

相信蘇格拉底嗎？- 李怡

柏拉圖為了要知道什麼是生活，就照老師蘇格拉底的話，去森林找一朵最好看的花，過了三天三夜，他也沒有回來。蘇格拉底走進林中找他，發現柏拉圖已在樹林裏露營紮寨。蘇格拉底問他：「你找到最好看的花了？」柏拉圖指着身邊的一朵花說：「這就是最好看的花。」蘇格拉底問：「為什麼不把它帶回來呢？」柏拉圖說：「我如果把它摘下來，它馬上就枯萎。即使我不摘它，它也遲早會枯。所以我就在它還盛開的時候，住在它邊上，等它凋謝了，我再找下一朵。這已經是我找到的第二朵最好看的花了。」
這時，蘇格拉底告訴他：「你已經懂得生活的真諦了——生活是追隨與欣賞生命中的每一次美麗。」

 
古往今來，多少人在經歷着也探求着何謂愛情、婚姻、外遇、生活，被認為最有智慧的古代哲人蘇格拉底給出的答案是：愛情是一種很容易錯過的理想的追求；婚姻不一定能有最好的結果，但在理智判斷後即使不是最好的也要選擇，因為有也許總比沒有好；外遇是美麗的，光亮的，充滿誘惑的，但容易枯萎；而所謂生活，就是在有限生命中活在當下，追隨和欣賞每一次美麗。

 
蘇格拉底這段談話，近年在網絡又再流傳。這幾個問題是人人都會遇到，人人都會想，而且是歷久猶新的問題。蘇格拉底的回答是睿智的，可以細細琢磨，但即使道理明白了，也多半不會真正履行，因為置身其中的人往往是盲目的。盲目不一定不快樂，智慧也不一定快樂。有人提過一個問題：蘇格拉底快樂還是豬快樂？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認為豬比較快樂。所以，要不要相信蘇格拉底？自己去判斷吧。 

李怡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110119/14883575

默許不如自身的人統治，必定會受到懲罰

好人面對獨裁、專制、甚至暴政的統治，而保持必要的沉默，容忍、包容、縱容政權的結果，就是好人集體受罰。這個道理不是近代才出現，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圖已經警告過所有好人，默許不如自身的人統治，必定會受到懲罰。


香港人的罪與罰
（自由撰稿人　范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514/18719888

民主對財閥更有利 （資深傳媒人 盧峯）

香港經濟體積不算大，對地區以至全球經濟影響非常有限，經濟學家對這個小城市的興趣卻不小。自由經濟學派大師佛利民就對香港特別青睞，他在生的時候不斷拿香港當例子說明自由市場的作用及好處，甚至把香港看成是落實他看法的「示範單位」。


近十年變身公共知識分子，經常月旦政經大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跟佛利民的看法有異，可他對香港同樣關注。亞洲金融風暴後他的大作《失靈的年代》（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就拿九七年香港回歸及舉辦世銀／IMF年會作引子，展示風暴來襲前的平靜及來襲後的滿目瘡痍。


最近，香港因雨傘運動再次成為國際傳媒焦點，梁振英接受海外傳媒訪問時強調限制普通人提名權有經濟、政治上的理據，因為讓人數眾多的低收入人士（月入14,000元以下）在政治上有太大影響力的話，政府政策便會向低收入階層傾斜，令香港步向福利社會。克魯明顯然也密切關注香港的情勢，他在上星期五《紐約時報》的專欄立時重鎚反擊梁振英的說法，一方面指梁跟很多相信財閥政治（Plutocracy）的人一樣努力為政治免費午餐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則以實際例子指出實行民主體制的國家並沒有出現開支不斷猛增的現象，更沒有向低下階層傾斜。相反，很多政府採取的經濟政策實際上偏幫有錢人、銀行家、大財團。

不過，克魯明對梁振英的批評並不是針對他個人，他對很多持類似觀點政客的批評其實更不留餘地。不善忘的人大概都記得，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在一個不公開的聚會中痛斥美國社會有47%的人依賴政府各種福利、津貼計劃維生，這些人永遠不會投票給他，只會支持奧巴馬，他要求所有認同小政府、低稅的人支持他，以免這47%的人得逞。羅姆尼的說話令公眾譁然，指他歧視低收入階層及有色人種。克魯明因此接連寫了多篇文章狠批羅姆尼「狗眼看人低」之餘又指出大財團、大銀行向政府伸手拿的錢更多。

克魯明的說法對有些人來說很不中聽，實情卻有根有據。只要看看金融海嘯後各國政府的對策就一清二楚。以美國政府為例，聯邦政府通過七千多億元的刺激經濟方案，聯儲局則推出幾輪量寬政策，這數以萬億元計的資金大部份都流進財團甚至是資不抵債的金融機構手中，令這些濫借亂炒的銀行、投資銀行可以避過倒閉危機，並有餘錢再次在投資市場興風作浪，賺回部份損失。沒多久，他們還可以再派發花紅予高層。

另一方面，處於水深火熱的上班族卻得不到多少援助，失業救濟沒有增加，沒有特別延長，失業率高居不下，直到今年才總算好轉。兩相比較下，政府政策究竟向誰傾斜不是很明顯嗎？
歐元區特別是「歐豬」的情況更可怕。為了拯救不負責任、借貸政策不健全的銀行，多國政府因此背上巨債，直接影響政府的財政狀況，大大損害了他們的信用及借貸能力。結果，多國政府被迫大幅削減各方面開支包括減薪、減福利、減基建工程。換言之，歐債危機中得救的是銀行及大財閥，是社會上1%的富人，吃盡苦頭的是佔人口九成以上的上班族、一般市民。
看過這些例子，誰還可說民主政體偏幫窮人！

盧峯
資深傳媒人
http://hk.apple.appledaily.com/news/art/20141027/18914079

情陷夜中環：魅力遊戲

好耐之前有齣電視劇，羅嘉良飾演嘅葉榮添有句口頭禪：「乜嘢都可以輸，信心唔可以輸」。


曾經到瑞士開會，聽過那邊的高層說過一句話，絕對值得細味咀嚼。她說：「自信的價值，就是它能夠讓你在反對你的人面前，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魅力，從而繼續獲得他們的尊重。」一個人出來社會做事，怎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從政又好，打工又好，一定有人支持你，也一定有人反對你。失去支持，你都仲可以繼續玩；但當你失去尊嚴，你仲邊會有面繼續玩落去？

葉朗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41027/18913809

一個中國觀點：「從前你們沒向英國人要過民主，為什麼現在要？」- 陶傑

轉發無知


佔中是一件好事。美國人發明的互聯網和手機，短訊四海達通，人人發表高見，不佔中，你還不會發現，立場不同不要緊，但認識了許多年的人，你以為很了解他，原來他是如此見識。
譬如香港許多人傳來轉去的一個中國觀點：「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年，從前你們沒向英國人要過民主，為什麼現在要？」
這個問題，對沒有常識的笨蛋族群，一下可以唬住，智商正常的人，打個哈哈。
「一百五十年以來，你們從來沒向英國人要過民主」──所謂「我們」，即今天的八九十後，只有二三十歲，這一代香港人，沒有一個人有一百七八十歲的壽命，即使「殖民地一百五十年香港都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這是香港人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那幾代廢柴，他們從來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這一代香港人，跟他們的曾祖父和高祖父沒有見過面，完全是陌生人。

高祖父、曾祖父、祖父，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他們放棄了，關我屁事？正如梁振英的母親據說是個纏小腳的山東女人，但梁振英的女兒沒有纏小腳，不妨問梁特在英國的女兒：「你阿嫲從來沒有向英國人要申請過去英國讀書，為什麼你要去英國？你阿嫲是個纏小腳的女人，纏了許多代，你為什麼要學鬼婆一樣保留一對『天足』？」

又或者可以這樣問孫中山康有為：滿清統治了你們二百多年，為什麼在康熙雍正時你們不要求君主立憲（那時英國已經有了），在嘉慶道光時不要求共和（那時美國已經有了），偏偏要在宣統皇帝三歲時要成立共和？

大陸的中國人，問這種無知問題，可以原諒。香港許多人也將這種問題傳來傳去，而且傳閱而同意的「朋友」，有許多在香港讀過英文中學、港大中大，或在美國讀過工商管理，三個星期以來，收到這種轉發的短訊越多，我越同意：炎黃子孫確實不適宜實行英美的議會民主，人家西方民主沒有問題，是一大群腦殘人士的大腦基因有問題。 

陶傑

http://hk.apple.appledaily.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141021/18906254

【劉央睇市】

留名等找數

 ...

【劉央睇市】A股大牛市 三年睇升逾倍！

滬港通尚未通車，但西京投資主席劉央在接受《經濟日報》專訪時，不改其「牛央」本色，對滬港通政策及A股前景大為睇好，預言A股3年內將出現大牛市，2017年滬指可上望5000點，較現時升幅逾倍。

劉央表示：「滬港通是歷史上絕對是利好事件，之前沒有過，是開天闢地的利好。不論主動性或被動型資金都要入市，政府這隻手起到關鍵作用。」她直言：「斗膽地說，回到5000點在3年內是可以期待的。」

A股如此看好，滬港通又有何選股策略？劉央表示，568隻滬股通股份中，有100隻可持股3年以來，「行業龍頭前三基本可以閉著眼睛買，晚上能睡得著覺。」她建議將70%資金配置於健康醫療、環保新能源及國防軍工等三大行業，另30%投向傳統行業具龍頭地位、國企改革特色的股份，而高科技、互聯網企業則可作為後補。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finance/20141020/53037232

十萬緣想：好上司兩大元素

智利劇作家 Alejandro Jodorowsky有句名言：「Birds born in a cage think flying is an illness.」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41016/18901394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到底世界發生咩事？

幸福和荒謬 （自由撰稿人 范克）

希臘神話中，有一名機智異常的凡人，名叫西西弗斯（Sisyphus）。天賦令他獲得巨大的財富，留戀現世致使他用詭計囚禁前來索命的死神丹娜托斯（Thanatos），再用詭計欺騙冥王哈帝斯（Hades），把他的靈魂送返人間。眾神無法對此視而不見，恐他使用詭計，於是對他作出嚴厲的懲罰，罰他把巨石推上山頂；當巨石被推上山頂，馬上又會滾回山腳，西西弗斯只能再次把巨石推回山上。哪怕他怎聰明機智，都無辦法令他逃離這件重複、無意義的沉重工作。
希臘詩人荷馬形容西西弗斯為最狡猾的人；法國作家卡繆加以引伸，指他為最睿智、最小心謹慎的凡人。卡繆認為這則神話之所以看來是個悲劇，全因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是一個有意識的英雄；對西西弗斯而言，最大的痛苦，莫過於推着巨石的每一步都是希望。而現實中，每日重複同樣工序的工人，就與這則神話的主角一樣荒謬，差別只在於當事人有否這份意識。
為甚麼西西弗斯會被卡繆認為是荒謬的英雄？因為西西弗斯企圖逃避離開現世的命運，正顯示出他對現世和大地的留戀，以及他敢於反抗眾神和命運的勇氣，對於不曾了解幸福的人，是不可能有如此荒謬的下場，「幸福和荒謬可謂同一塊土地長出來的兩個孩子」。
今日的香港，有不少事情都可以被歸類為荒謬。有很多人，過去十多年來不停重複同樣的事，例如六四燭光晚會，七一遊行，縱使最終徒勞無功都一直重複着民主、自由的訴求。亦有不少人選擇用另一種方式去推巨石，為了香港的前途，犧牲自己的前途去參與和平佔中。亦有相當部份的人，選擇站在另一邊，反對和平佔中，號召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簽名運動，和支持佔中的人進行民意角力。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分裂狀態。
《環球時報》社評指：「香港建制派如果採取反對派的做法，會加劇香港社會的分裂」，「只有通過鬥爭讓香港全社會，包括反對派都認同後者是少數，香港的穩定才會牢不可破。」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香港過去的穩定，不是依靠鬥爭，而是依靠協商來達至。
何解香港需要透過鬥爭，才能夠達至穩定、和諧？最大的原因，是特區政府以至北京，在香港政制發展上寸步不讓。巨石，本來已經推上山頂，如果普選早就落實，而不是「循序漸進」，推上去又滾下來，不管社會有多少爭端，透過民主政制解決，就不會有目前的分裂發生。正是看到幸福，方知道是荒謬。然而，不論你看到的是幸福，還是荒謬，還是無法避免的命運，香港人都必須知道，這一切都只屬於香港，亦只有香港人有能力肩負起這一塊巨石。
香港的獨特性無可取代，本土主義的興起，以及和平佔中，在這塊擁有言論自由和示威自由的土地上，發揮着獨有的影響力。
面對一個坐擁強大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的獨裁體制，需要的不單是機智，更加是意志。雖然香港人仍然肩負巨石，一次次將巨石推向山頂再滾下來，但當大多數的人都意識到幸福和荒謬，並作出反抗，香港就不再是孤獨，可以把巨石拋棄，走上山頂向命運說不。

范克
自由撰稿人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724/18809819

[卡繆] 食住先死唔去當你贏

太陽照常升起，想真一點，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如果什麼事情的發生，或者不發生，生活還是如常，營業還是照常，上班照常吃飯照常拉屎照常，上網照常打機照常剝花生照常，「心跳呼吸正常，天氣交通正常」，飲茶灌水正常，淘寶WhatsApp正常，張開眼，閉上嘴，如常，那人和機械人有什麼分別，有病嗎？沒知覺嗎？有血有肉的人貶退成某種社會機器適用的零件，然後，有天，死去。如常。不動聲色，無聲無息。
「今天，媽媽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卡繆的《異鄉人》一開章就令我震撼。母歿，尋常。他不想看遺體，卻在棺前喝牛奶咖啡，因為他很喜歡喝牛奶咖啡，和抽了煙。母親要好的院友在哭咽，他在發睏。是修為還是出世，無論是修為，儘管很出世，非常荒謬。
當一個人，不論是對媽媽的死，跟女人上床，又或是殺了人，面對自己的審判，都事不關己漠無情緒，那是一種如何變態的抽離。然而誰又有權說母死當悲是必須，誰又有權審判誰？
我又在說卡繆，大概是在自己長大的城市濃重的異鄉人感覺使然。
當有人不停告訴你一切安好正常，我就會不安。
執法機構，立法機關，獨立公署，地產商，被監控的電郵信箱，都令人不安。
這裏其實很好很好，安定繁榮馬照跑，鐵路軌上狗照死，祇是有些人不心足。生活照常無謂多事。
城市在驅逐我們。有種神經質。
租金神經質，自拍神經質，鳩嗚神經質，任蝗行神經質，袋住先神經質，反對你的反對神經質，食住先死唔去當你贏神經質，白色恐怖神經質。明明一切正常。
在這年頭，Eric Arthur Blair可能比卡繆更管用，那是他的真名，筆名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他的動物農莊很多人都遊覽過，大概比海洋公園有趣，因為動物比較多；他的預言也很多人都領教過，在2014看1984，仍然足以令人脊梁傷風額角發燒，因為命中率比較恐怖。
有心人列出他N年前寫放諸今日超準的金句，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他精準超過半個世紀，這64年前已死掉的人如何為當代斷症，靈驗堅邪到你咬脷。
「在我們的時代，沒有這叫『遠離政治』的東西，所有議題都是政治議題，而政治本身就是大量謊言、語言偽術、荒唐、憎恨、和精神分裂」。我懷疑他是車公，號黃大仙，字龜背，法器＝水晶球。
「在虛偽欺騙的年代，說真話是革命行為」。
顛覆國家，就是因為讀過華盛頓向父親坦認斬斷櫻桃樹教你誠實的故事，以強國式精刮和紅衛兵精神，小華盛頓實應用父親送的斧頭劈死老竇算數，且讀這些故事有勾結外國勢力之嫌。
「客觀事實這個概念正逐漸凋敗消失於世上，謊言逐漸成為歷史。」太多國家，太多謊言，普京大爺、北韓金爺，香江阿爺，堂而皇之。
「新聞業就是寫別人不想寫的：所有其他東西都是公關。」幾時開始，香港的報紙每天集齊一套看會神經錯亂，好像同一個香港卻有幾個平行空間，《Matrix》過《Inception》，莫衷一是，人人為一些目的服務，幾多為真相和事實服務？
「威脅言論、寫作、行動自由的個別瑣碎行為，將收到集體效果，引至對公民權利的廣泛不尊重。」河蟹、五毛、愛港力、張融，成功爭取廣泛政治厭惡。
「如果你想要一個代表將來的畫面，想像一個永遠被一隻軍靴踩着的面孔」。句號。
許鞍華拍攝作家蕭紅的電影海報，上面寫着：
「我不能選擇怎麼生怎麼死
但我能決定怎麼愛怎麼活
這是我要的自由
我的……黃金時代」。 

畢明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140831/18850301

[卡繆] 反抗須拒絕手段之惡

存在主義大師沙特和卡繆，在「反抗」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關鍵在於對馬克思主義及蘇聯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固定的歷史規律：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最終實現人類的終極理想──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沙特戰後深受影響，卡繆卻一貫反對這種歷史主義。沙特是個哲學家，理念抽象得多，卡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偉大目的前進。儘管過程中充滿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目的來看，所有苦難都微不足道。卡繆則要揭示這種歷史主義掩蓋了多少苦難，容許了多少罪惡，充滿着多大荒謬。歷史主義的所謂「合理性」，包裹着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哀號。今天來看，感性體驗似乎勝過抽象思維。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來檢驗。卡繆1949年的劇作《正直的人》，故事是：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沒有下手。第二次，Kaliayev成功殺掉了大公，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他供出同夥，就能獲自由。但是他拒絕；很快地，他被處絞刑。Kaliayev第一次因不願傷害無辜孩子而放棄刺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這說明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着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力量。

李怡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140615/18759350

[卡謬] 鄭培凱：卡謬還活著

鄭培凱：卡謬還活著


初識卡謬（當然是他的著作），卡謬的本尊已經逝世好幾年了。最先聽到這個譯名，是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聽說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四十四歲得獎）撞車身亡，享年四十七歲。當時的反應有兩重：一是中國的傳統說法，講天才不長命，像李長吉一樣，上帝造了白玉樓，特別看重他的文采，盟主寵召，召他上天寫頌記去了；二是剛剛接觸存在主義，講人活在世的荒謬性，而這個卡謬譯名，用台灣話念出來，意思就是「相當的荒謬」，居然以自己生命的荒謬無常證實了存在主義的基本論點。不久以後，他的《異鄉人》（大陸譯名《局外人》）出了中譯本，就找來看，雖然不甚了然其中深厚的哲學蘊意，卻可以感到人生處境的冷漠無情，而主人公的荒誕感及漠視現實的孤僻行為，甚至讓我覺得，當時還處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比阿爾及利亞還要荒誕。台北冬天的寒風夾著細雨，冷颼颼的，直冷到骨髓深處。我們的心靈沒有家，我們在世上沒有溫暖，我們是行尸走肉，活著卻不存在，存在只是荒謬。

那是十七歲慘綠少年的心境，讀了卡謬，更加慘綠。於是，就讀起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尼采、薩特都成了案頭經常翻動的詞典，每一個詞似乎都懂得，通篇的含義卻越看越覺得深奧，不明所以。直到讀了卡謬的《西西弗斯的神話》，突然體會了西西弗斯滾石上山的悲壯，而在悲壯的氣勢中發現了人生的意義，原來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在戰略上取得了道德的高位，面對世界的荒誕，依然努力不懈，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也是因為卡謬，我的慘綠少年存在主義時期終於結束：世界是荒誕的，人生面臨的境遇是荒謬而冷漠的，但是我們可以尋找意義，而尋找的過程，不論多麼艱困，本身就有意義，就是超越荒謬的存在意義。
此後沒再接觸卡謬，直到我在美國留學時，又讀了英譯本的《鼠疫》及《反抗者》。《鼠疫》是建築在藝術現實上的寓言故事，給我很大的觸動，讓我明確理解了卡謬的存在主義精神。面對災難的荒謬處境，與其消極等待毀滅，不如奮起抗爭，絕不放棄，絕不屈服，絕不投降，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才能消滅「鼠疫」。但是，他也告訴我們，「鼠疫」只是暫時消滅了，還有可能捲土重來。言下之意是，我們只要活著，就永遠面臨危機與災難，有天災的「鼠疫」，也有人禍的「鼠疫」，而我們的生存意義就是「永不放棄」。
非典「殺士」期間，人人困居家中，我又翻出了卡謬的《鼠疫》。書一開頭，就有這樣的句子：「我們的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遠是為了發財。他們對商貿的興趣尤其濃厚，用他們的話說，最重要的就是做生意。」書中描繪的「毫無想像力的城市」，不就是我所生活、正在面對瘟疫災難的香港嗎？我還讀到書中這些段落：
「人世間的罪惡幾乎總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惡意一樣造成損害。好人比惡人多，而實際上那並非問題癥結之所在。人有無知和更無知的區別，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厭惡的不道德是愚昧無知，無知的人認為自己無所不知，因而自認有權殺人。殺人兇手的心靈是盲目的，而沒有遠見卓識，就不會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愛。」
「我們的同胞已循規蹈矩，就像有人說的，他們已適應了，因為他們別無他法。當然，他們對不幸和痛苦還有自己的態度，但誰也感覺不到最尖銳的痛苦了。…上述這種情況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還要糟糕。…鼠疫已消滅了人們的價值判斷力。」（以上為劉方譯文）
過了半個世紀，卡謬的話還是如此令人震撼，如此切中時弊，如此發人深省。他當然還活在我心中，而且隨著自己年歲的增長，更加理解他先知式語言，敬佩他對人類困境所展現的前瞻性道德追求。卡謬逝世的時候，薩特在《法蘭西觀察家》上撰文紀念，是這麼蓋棺論定的：「他在本世紀頂住了歷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警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向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勝負未卜的宣戰。但是反過來，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的時代，再次重申反對摒棄道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反對趨炎附勢的現實主義，證實道德的存在。」（柳鳴九譯文） 

鄭培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10116/14873605

別讓政改釋出利維坦 （自由撰稿人 鍾政碩）

霍布斯著作利維坦被視為當代政治學經典，構想在沒有權力及執法機關的自然狀態下，理性個體會因敵視及戰爭所產生的恐懼從而願意把自身所有權力交出，建立中央集權有機體（如國家）統御社會，其權力力量之龐大就有如一頭傳說中的大海獸利維坦。權力一交出駟馬難追，利維坦雖然確保社會穩定，消除自然狀態下的不穩定因素，但個體從此就只能臣服於海獸之下，為了永久和平安定從而接受海獸長期高壓統治。
陳冠中預言警世小說《盛世》曾構想利維坦如何降臨中國大陸，小說中中共透過製作大型混亂創造人為的自然狀態，令群眾陷入恐慌，使中共維穩出師有名，透過擺平動亂換取政治正當性，以大亂換取大治。雖不是真實，但其像真性卻令人揑一把冷汗。香港未必會發生小說中的情節，但北大人把政改細節越搞得明朗化，越能看出建制以政改召喚利維坦的野心。
高門檻提委會及限制候選人數目其實意料之內，建制派早就透過長時間媒體宣傳做好民眾期望管理，全香港各大陣營等的就是人大常委一錘定音的一刻。建制一早看穿民眾在香港爭取民主運動中出現疲態，一方面用一人一票選特首吸引選民支持，另一方面卻以國家安全等中國式理由去合理化對提名權的嚴加限制。他們宣稱一人一票這個授權程序除了能夠解決特首長期為人詬病的管治認受性問題外，亦足夠令香港人懲罰管治不力的特首；但這個說法明顯把政治責任聚焦在特首一職之上，故意令現時管治體制一直所產生的問題得不到民眾注意，亦沒有聚焦一旦通過將會帶來甚麼政治後果。
通過高參選門檻及低參與人數的選舉制度只會合理化建制的超穩定結構。極度排除異己的管治體制是香港社經問題的根源所在：官商勾結、地產霸權到港共政權這些民眾對政府的控訴均源自政府長時期向某種勢力的過份傾斜，而諸多限制及由親建制勢力控制的提名程序只會令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候選人出閘，基本上與現時小圈子選舉大同小異。政改下的特首選舉依然是建制內部各支派在中央督導下的定期利益及位置交換，一人一票單純是掩飾，只要造就梁振英與梁美芬這類不堪對決，結果就能容易操控。即使民眾極度厭惡前者令梁美芬順利當選，「懲罰」了眾矢之的確實會帶來短暫歡愉，但整個傾向建制的管治體制依然絲毫無損，後繼人亦繼續按既定劇本辦事；積存已久的問題依然存在之餘，更談不上會帶來任何政策或體制改變。
若假普選的落實是利維坦出現的條件，那一人一票的授權過程就是海獸急速膨脹的機會，賦予特首大量道德籌碼去擴展權力。羅范在無綫節目中明言現時特首權力有限，指出經過「普選」特首理應可以大展拳腳，暗示現時體制內部對特首施政太多掣肘。特首欠缺認受性基本上是行政機關做事畏首畏尾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預視這次政改方案得已落實之時，「民選」特首亦將挾着「廣大」民意去擴大行政權力，消除或改變不利自己的體制規限。只要被建制壟斷的立法機關加以配合，掃除他們眼中的施政障礙指日可待，屆時劍尖亦會指向一些極其爭議性的政策。同時，猶如上段所說，選票在假普選中並不對現有體制構成壓力，無論民間反對聲音有多大，選舉中呈現數萬張白票，特首依然能夠從選舉程序攖取認受性去「大刀闊斧」，民眾亦難以阻擋建制體制權力不斷膨脹。
中央與港府屬意的利維坦是「普選」特首及半民主立法機關二元一體的。增強特首認受性配合畸形的半民主議會將造就一股無可制衡的管治政權，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屆時當權者手握如此尚方寶劍又豈會再提出優化版的政改方案繼續推進香港民主化？政改一旦通過香港隨即進入利維坦高壓統治時代，以一人一票麻痹民眾以為一票在手選擇我有，但實情建制體制結構依然穩如泰山，前方民主路更加難行，民眾亦不會意識到根本沒有途徑扳倒這隻龐大的海獸。泛民主派否決政改方案是唯一阻止利維坦在香港出現的方法，亦如陳健民老師所說，將之堆肥從而結出更好的民主花果。

鍾政碩
自由撰稿人 

鍾政碩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829/18848377

盡量從新出發

To live is to suffer, to survive is to find some meaning in the suff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