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還有一個克魯曼 + 還斂集：馬克思大勝史密斯

原來還有一個克魯曼


老實說，最近十年讀張五常的文章常常會覺得頭疼，因為這位據說極有可能要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寫自傳的興趣似乎比寫經濟還大。在談經濟問題時，他會說出「中國已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好制度」之類的怪話；在回憶往事的時候，他卻能細緻地描述舊作掀起重大影響的過程，不厭其煩地重覆佛利民與貝克如何欣賞他佩服他的實例。
好在除了張五常之外，還有其他經濟學家寫得出一手好文章，能夠讓你天天追看，例如今年真正得了諾貝爾獎的保羅．克魯曼（ Paul Krugman）。10月13日，就是他獲獎消息傳出的那天，他的博客上只有一句話：「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好玩的事」（ A funny thing happend to me this morning）。到了第二天，他表示「我已經很厭倦再談我自己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面對此生中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然後一如既往，繼續用他那尖銳的筆鋒抨擊美國政府的錯誤。
要判斷一個學者是不是正處於學術上的黃金階段，就要看他有多愛談論自己。而克魯曼不只正值學術壯年，還是個異常高產的大眾作家；別只看他在《紐約時報》開的專欄，還要注意他的博客，一天幾乎更新三、四次。他常把有趣的東西貼上去，並且附兩句評語感想，風格十分地「 E世代」，難怪特別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有不少人批評克魯曼的黨派性格太強，似乎在他眼中，從列根到布殊，共和黨政府沒有一件事是做得對的。可是換個角度想想，不也有許多經濟學家與評論家覺得列根甚至布殊做對了所有事情嗎？我們常常把經濟和政治分割開來，以為經濟是一個科學得如天體運行的自然律則，而觀測這個天體現象的經濟學家是不應該被「政治偏見」左右蒙蔽的。如果有人試圖把政治立場帶進經濟學的聖殿，那麼他多半是個左派，因為左派最喜歡叫政府干預經濟。反過來說，右派就不是一種政治偏見了，因為他們的一切皆得自經濟自然律的掌握，是一種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別笑，如此層級混淆的想法可是很普遍的，乃至於今天你對某些人一說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這五個字，他們就會懷疑你是個左派。
克魯曼新著《一個自由派的良心》（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的黨派性格變得更強烈，書名就是幾十年前美國右翼議員高華德那本《一個保守派的良心》的回應，這是他首次旗幟鮮明地舉起自由派的大旗，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向對手開火（各位不可不知，美國的自由派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溫和左翼）。如果要用一個字去總結這本書和他近年的評論，那就是簡單的一個「稅」字；他反對共和黨政府頻頻減稅，贊成「新政」時期那套更公平的稅制，多向富人開刀，好把資源花在平民身上。
按照本地一些評論家的邏輯，加稅（不管是加誰的稅）就是擴大政府規模，大政府當然就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就等於共產主義，最後的結果就是「血流成河」了。那麼克魯曼是個共產主義信徒嗎？當然不是。他和絕大部份的經濟學家一樣，贊成自由貿易，支持市場機制；只不過他在政治光譜上稍稍靠左而已。然而不知怎的，「左」在我們這彷彿就只剩下極左的共產主義，好像大家都忘了歷史上還有凱恩斯這號人物，也忘了芝加哥以外還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

克魯曼被人稱做「新凱恩斯主義者」，他也從不諱言自己的偶像是凱恩斯。他的博士學位是在麻省理工拿到的，而麻省理工與哈佛這兩家大學的經濟學系則是當代美國凱恩斯主義的大本營，與芝加哥頗有不同。如果香港讀者不瞭解這點，以為凱恩斯主義早就死得淨淨了，那是因為芝加哥學派近年風頭太健，不單實際影響了英美等國決策的基本路線，還在諾貝爾獎等學界舞台上獨綻光芒。
說起來，芝加哥大學也真是家古怪的學府，它固然是家英才輩出的學海旗艦，但也特別盛產一些近乎中世紀秘密會社的宗派，很配合它那哥德式建築的校園環境。在政治思想上有列奧．史特勞斯，經濟學上則有海耶克和佛利民，皆被門人弟子捧成至高無上的一代宗師。而且除了老師開出來的這條康莊大道之外，其他人搞的東西都是小路歧途，不足為法。他們的內聚力特別強，好像存心要避開校園週邊的貧民區，然後再孕育出一股救世的精英情懷，傳承學問的風格就像傳似的。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們喜歡討論他們自己，猶如一個武林門派，常常關起門來評比誰是本門第一，誰是第二。假如香港讀者以為二十世紀經濟學家只有佛利民和高斯幾個人，而且座次都很清楚，那是因為我們都讀張五常。（瓜，這是政治二之一）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art/20081102/1179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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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斂集：馬克思大勝史密斯


史密斯一七七六年發表的《國富論》，我讀過了，衷心拜服。是巨著，文筆流暢，古雅博學，讀得明白。因為讀得明白，我有不同意的地方，而史氏引用的歷史與真實世界的現象有錯。不是錯很多，但有錯。四十二年前我把《國富論》細讀之後，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馬克思一八六七年發表的《資本論》，也是巨著，文筆也不錯，我也讀過，也是四十二年前讀的。讀不明白，怎樣讀也不明白，術語不明，邏輯也不明。當時美國的經濟學名教授如 P. Baran及 P. Sweezy等皆信奉老馬的理論，而熊彼得也說老馬不是全無道理。我忍不住把這些信徒或半信徒的長篇大論拿來細讀，只覺深不可測，越讀越糊塗。過了幾個月，費沙救我一救。後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著的《利息理論》，清楚絕倫，解釋了何謂資本，何謂利息，「剩餘價值」不知所終，使我心安理得地不管老馬的思想了。
最近讀到黎老弟智英的文章，提到他高舉的《經濟學人》有文章說關於馬克思的書比關於史密斯的多出五至十倍。讀不懂的論著遠比讀得懂的暢銷，那是為什麼？難道四十多年前的張五常智商奇低，不能欣賞老馬的學問？
以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而言，我絕不懷疑《資本論》比《國富論》起碼暢銷過百倍。可不是嗎？有三十多年的日子，整個紅色中國的書店滿佈老馬與老毛的書，或與他們有關的，前前後後數以億計，但《國富論》一本也沒有。撇開神州大地不談，在二十世紀，凡是高舉《資本論》的政權，都禁銷、禁讀《國富論》。倒轉過來，凡是欣賞《國富論》的政權，皆不禁《資本論》。

是的，《資本論》比《國富論》優勝之處，是沒有被禁。事實上，我們不容易想像歷史上有比《資本論》更不被禁的書。以曾經在某時某地被禁來衡量，聖經曾經被禁；武俠小說被禁；言情被禁；文藝被禁；黃色被禁；黑色被禁；區區在下的《賣桔者言》也被禁。沒有被禁的是《資本論》！這現象可稱為「不禁定律」。
這裡還有另一些問題我搞不清楚。好些寫得模糊不清的書確實有市場。邏輯欠通但有煽動性的，例如 H. George與 T. Veblen的名著，當年銷路很不錯。當然《資本論》也有煽動性。說不上有煽動性，但我看不懂的凱恩斯的《通論》，當年十分暢銷。除了一位朋友（ A. Leijonhuvud）堅持他看得懂，其他我認識的師級人物也說不懂。 K. Brunner曾對我說，他認為凱氏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但《通論》紅極一時，顯然是因為三十年代至二戰期間有經濟大蕭條，而此書彷彿提供了一個可以解決困難的答案。
今天在國內受年青人歡迎的、高舉自由經濟的海耶克，其作品我也看不大懂。海氏受歡迎顯然是因為國內經濟開放，而他的書沒有被禁，就有了市場。海耶克不是個清晰的思想家。模糊可能有點吸引力。倒轉過來，清晰如費沙，精彩如費沙，其生平最暢銷的書與經濟學無關——他的《健康食譜》打進了美國的暢銷書榜。
事後孔明，但課本不論，被禁不論，事前我們不容易判斷學術上的書怎樣才會暢銷的。


張五常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30201/3097761

蘋果樹下：晚年海耶克

倫敦經濟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庫卡塔斯（Chandran Kukathas）接受採訪時談及海耶克的思想變化，以及他對晚年海耶克的認識。當戴卓爾夫人成為英國保守黨黨魁時，把一冊海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扔在桌上說：「這是我們所相信的東西」，據說美國總統列根也是海耶克思想的支持者。有人認為海耶克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就是對政府權力的懷疑，而庫卡塔斯說海耶克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仇視政府，他重視政府的積極作用，因而引起自由主義者的批評。海耶克認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者不加批評地以為自由放任政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他主張這些最好政府來做。海耶克有早年和晚年兩個不同時期，三四十年代到1960年寫《自由秩序原理》時，他比較注重政府的廣泛作用。

而從此以後，他越來越懷疑他以前分配給政府的工作。早期他認為政府的作用是嘗試提供穩固的法律制度、貨幣制度，以及供給各種公共福利並管理環境，還會在教育設施提供上發揮作用。而到晚期他越來越懷疑政府立法的廣泛範圍，因為立法程序會被特殊利益所左右，所以無法看出政府制定法令時真正關心所有人的利益。他晚年提出激進的設想是貨幣的去國家化，他認為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就是政府。他的思想越來越自由主義化，幾乎是向無政府主義方向發展。而他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就是總有一些事你需要政府來做。海耶克認為如果你有一個好政府，那你將生活在一個擁有自由的社會裏，在那裏有公正的管理，也有人類目標的協同一致，你會以此來衡量繁榮和平等。平等對於海耶克最為重要，儘管在他而言，不是更多的經濟結果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他認為這是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成就。因而戴卓爾與列根這兩位領導人對海耶克的思想十分感興趣和認同。而他如何影響他們與他們接近他是因為他們已經認同這些觀念的事實相比而言，就是另一個問題了。當然政治家總是揀選適合他們的思想，他們利用海耶克是因為符合他們的目的，而海耶克也樂於接受這一點。
 

採訪者問庫卡塔斯：「就你所談，我很難相信你不認同海耶克。你是海耶克主義者嗎？」庫卡塔斯回答：他很贊同海耶克的思想，可他總是回想起第一次聽到海耶克本人講話的時候。當時他在牛津讀書，有次在一個小中國餐館組織了一個晚餐會，海耶克作為榮譽嘉賓出席。在晚會結束時，有人站起來向海耶克教授敬酒，他當然必須回敬。他有些疲倦地站起來，畢竟已經八十歲了。他只說了一件事：他說非常感謝你，他做出了一個感激的姿勢，他想說的唯一一件事是，他希望世界上不要有海耶克主義者，因為他認為追隨者是個壞的概念，追隨者總比他們追隨的人更壞。馬克思主義者比馬克思更壞，凱恩斯主義者比凱恩斯更壞，所以他真心希望不要有任何海耶克主義者。因而庫卡塔斯說，在內心裏他猶豫是否稱自己為海耶克主義者，因為他被海耶克的思想所深深影響了。 

周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5%91%A8%E9%81%8B/art/20140311/18651748

新社會棟樑 （獨立時事評論員 李兆富）

陳家強在立法會上，反駁議員要求減稅的動議，說是不切實際，並引用歐洲做例子，說福利國家沒有財政紀律，導致經濟危機。這個沒有約束力的動議辯論，原動議是促請政府在有盈餘的大前提下減稅，結果經過修訂再修訂之後，變成棵聖誕樹般，甚麼都掛上去：減稅、善用盈餘、關顧中產……沒有約束力嘛，就像切生日蛋糕前吹蠟燭許願一樣，甚麼身體健康世界和平就好。總之甚麼都有點，皆大歡喜，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坦白講，原動議提出要全面減稅，根本不可能獲得通過。早幾天，鄰版的李八方才講過，香港的政壇全面左傾，自覺是聖雄甘地、達賴喇嘛。所以，最終通過的動議不是「大幅加稅，全面均分財富」，已經是還得神落。不過，在政壇裏有這種想法者大不乏人，香港墜進憎人富貴也不是第一天，政府遲早大條道理去打劫有錢人，問題只是早一點，還是遲一點。
題外話，有位師妹今年離開香港，負笈倫敦去也。經過兩個多月的課堂試練，早前她電郵回來跟一眾同門師兄弟姊妹報告，說當地的學者總愛將自由市場的思想代表，例如海耶克、佛利民，說成「新自由主義」或者「新保守主義」。
 

這位師妹總算讀過點古典自由派的經典，從心底對這種新舊分野感到莫名其妙，在一半好奇，一半挑戰的心態下，她問學究們：「究竟你們怎樣區分新與舊的自由主義？John Locke、Benjamin Constant和Frederic Bastiat哪些是屬新？屬古典？」教授們回應說：「古典自由主義着重個人自由，新自由主義只關心市場和企業。」


 
一眾同門都勸師妹，上學只是求分數；在當今校園，言論自由是左派專利，萬勿太天真太儍。當然，除了校園以外，主流媒體也不見得有多進步。說到底，假如自由主義是關顧個人自由的政治哲學，那些還未奪權就整天想要擴大政府權限的左派聖賢偉人，又應該叫做甚麼？新社會主義？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叫他們做新社會棟樑。
 

新社會棟樑是否靠得住，自有公論；不過，有一點應該所有人都贊成：要是敗光了香港的財政儲備，這個地方的結局，先是舉債，然後就是資不抵債。資不抵債怎麼辦？IMF不會出手吧。有常識的都知道，今時今日的香港，有甚麼問題，特區政府的唯一靠山還是北京。假使有天香港的公共開支要依賴北京的水喉，一國兩制還可以憑甚麼繼續下去？清醒點吧！當年彭定康說斷送香港高度自治的不是別人，就是香港人自己，當中還是有不少道理。
回到陳家強。他說香港沒有減稅空間，這一點不去跟他爭論。但求稅制不變得更複雜，政府也不會隨便以各種徵稅來當作政策的工具。事實證明，以徵稅去干預行為，帶來的各種扭曲，往往得不償失。可是，由煙稅、膠袋稅到特別印花稅，這個政府似乎越來越喜歡以徵稅當作干預的工具。
 
反對以稅收作干預的手段，在這個年頭，總會被人說成反對干預背後之目的。要健康、要環保、要物價穩定，誰不想？可是在這個左右不分的香港，幾乎甚麼問題，政治演員條件反射的直覺，就是要政府做這做那。如此下去，香港就算在財政預算上，不會在一天之內，變成歐美那種不可持續的膨脹大政府，最終還是會走上同一條不歸路。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122/18519205

利字當頭：諾貝爾和平獎是明燈

近來最諷刺的新聞，莫過於歐盟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有人說，在這個時候頒獎給歐盟，是重新肯定歐洲一體化的功用。
毫無疑問，兩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歐再沒有大規模的戰爭，而歐盟的設計，本意也是為了促進和平。自冷戰後擺脫了世界大戰的陰影，時至今日，歐盟存在的意義亦完全變質。歐盟不但成為了世界上最多規管的跨國集權官僚，那些由上而下的歐盟法規，許多都遠離現實需要和情況。從政治學的角度，中央集權，未必是最穩定的結構。當然，歐元區債務危機，就是最佳例證。
大學讀政治學的時候，講到政制和國際關係，有個概念叫Democratic Peace。簡單解釋，就是民主共和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機會比較低。這個概念最早出現於18世紀，但到20世紀才被驗證。獨裁政府好戰，而民主共和國家，也會因為戰爭而變得獨裁集權。海耶克1944年寫成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講本來自由的民主國家，怎樣在戰爭的壓力下，變得更集權和趨向獨裁。
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究竟是因為德法的民主制度，還是歐盟？民主，不單是代議政制和選舉，最重要是對政府的制衡。布魯塞爾的官僚，其實沒有太多民主約束。
歐盟財長，這個星期將會有峯會討論如何保住歐元。會議前的周末，瑞典財長卻公開表示，不能排除希臘在未來六個月脫離歐元區的可能性。在南歐國家人民眼中，歐盟代表了強權高壓，也令到這些國家的狂熱民族主義政客冒起。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審委員，難道這次真的做了明燈？
利世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21015/18040729

蘋論：舶來張五常

為港人熟識的張五常教授透過深入淺出的文字引領讀者進入經濟學的殿堂。在美國同樣亦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以同一手法將複雜的經濟概念向讀者解釋。他的名字叫蘇敖（ T.Sowell），現為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蘇敖的著作很多，單是著書便有10本之上。蘇敖和張五常有一共通點，他們不但同樣高舉自由市場旗幟，而且兩人亦與自由市場的重鎮──芝加哥大學──有不解之緣。
 

本科畢業後，蘇敖旋即考入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德格拉當時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研究院，隨後他跟隨史氏一同轉往芝大經濟系。在芝大，除史氏外，蘇敖亦受教於另一芝大中堅人物──佛利民。談到佛利民的高級價格理論課，蘇敖將他在課堂上的感受比喻為經歷了最嚴謹的軍事訓練。
 

由於對經濟思想史有濃厚興趣，蘇敖決心在這方面下苦功。在一門由海耶克任教的課內，蘇敖曾提交一篇以重新評估薩伊定律（ Say's Law）為題的習作，海耶克對該文給予高度評價，故其博士論文亦以同一題材為題，並得史氏和佛利民出任他的論文老師。
蘇敖大力宣揚自由市場的優點和政府干預的遺害，似乎不應與馬克思思想扯上任何關係。事實卻不然，他在哈佛念本科時的學位論文就是以馬克思的經濟學為研究重點。其後，他更在1985年出版一本以馬克思的政治和經濟哲學為內容的專著呢！ 
何洋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0306/3899077